代际:作为关键词的文学谱系考察与建构
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中，洪治纲以代际为逻辑出发点和论述基础对60后的创作给予了充分的阐释，为我们理解这代作家的精神历程和审美特征提供了有效的分析。不过，对于洪治纲来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在2014年出版的《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中，他全面呈现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及其学术抱负，这是他将代际理论与从50后到80后写作发展内在变迁相结合的重要著作，意味着他试图更整体化和系统化地提出对于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独特见解。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建设来看，这部著作可以说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将一个时常沦入无谓之争的话题进行了学术化和理论化的厘清与考察，打开了我们重新认识文学史的新的维度与思考方式。
中国论文
一、历史思辨中的代际意识
随着70后、80后等辨识度颇高的名称的流行，代际已经成为当下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由于思维方式和论述方法的迥异，对于是否能够将之作为分析作家作品的背景和理论，学界一直存在着两极分化的争议。事实上，认真地、学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的研究者并不多见。因为代际是一个社会学术语，它在经济学和伦理学等学科中可能有所建树，但在此前的当代文学理论和研究中却从未获得过合法化地位。要进入对这个问题的辨析和建构，既需要对于当代文学作品长期的持续追踪和深度理解，非长期浸淫其中者不能为也，更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明澈的历史洞察力，而且是在几乎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去阐释，这谈何容易？
对于这样的现状，洪治纲显然是有深入了解和准备的。在“引论”中，他表明了自己的写作方式和目的，即“以创作主体的精神建构与创作实践作为考察依据，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试图较为系统地梳理中国新时期以来作家阵营中的代际差异问题，并通过对这些代际差别的辩证分析，进一步探讨新时期文学之所以形成多元审美格局的某些内在机理”，由此“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思考”①。有这样的自我期待和学术野心，写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在50后、60后、70后、80后不同代际的写作中发现和提炼出了他们各自的写作资源、美学特质及其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析了这四个代际之间的差别之于文学史和文学多元化格局的重要意义，其中有不少颇富新意的阐释和结论，对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理论的运用也具有相当的启发性。
洪治纲首先对“文化视野中的代际差别”这一论题进行了概念定义、代际划分、群体差异和个体独特性等层面上的解释。他以玛格丽特?米德以及国内代沟研究代表学者周怡、薛晓阳、廖小平等人的理论为基础，对所论的核心议题代际和代际差别做了准确的界定，并对与之相关的代际隔阂、代际冲突和代际交流等问题进行了厘清。他指出，代际差别就是“代与代之间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取向乃至语言习惯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差异”，从代际隔阂到代际冲突是“一个代沟不断加深的过程”，折射了代际传递过程中的“艰难和吊诡”，而代际交流则是积极的、良性的，是“代际差别逆向纠偏的重要途径”②。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70后等名称已经出现，有研究者和批评家以此为介入点讨论创作和文学实践问题。随着对其他代际的命名的出现，涉及的范畴和边界也逐渐扩大，亟须将相关的理论与文学发展版图进行有效联结。对于洪治纲来说，在引论部分用大量篇幅来为这些概念正名，并非靡费笔墨，而是以此强化和凸显他对于这一问题的立场与态度，以具有逻辑关系的梳理为缠夹不清的代际争议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代际是一个与历史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的问题，具有文化、心理和行为上的传承关系，父一代曾经在“无拘的童年飘逝之后所经历的一切”也必将成为子一代所面临和经历的问题③。将它引入文学和作家问题的讨论，意味着对它所带来的历史维度和内涵的认同，也意味着论者自身在进行学理考证时，要拒绝拘囿于狭窄的学科范畴及其惯性式地赋予不同代际作家的想象性理解。在这一点上，多年从事文本细读和文学研究的洪治纲有足够的警惕，因此，他才以专门章节对当代作家进行了历史思辨式地划分和说明。他以张永杰和程远忠的社会人类学著作《第四代人》中划分新中国人群代际所依据的历史事件和相对逻辑为基本参照，将50后、60后、70后、80后的分野纳入文学史观念、社会背景、经济变化等方面的发展轨迹之内进行阐释，提出了不同于一般的当代文学史的具有历史和社会内涵的看法。他认为50后作为共和国诞生之后的第一代人，“自幼便受到革命理想主义的启蒙，具有强烈的社会感和历史使命感”；60后在成长环境和审美特征上有别于上一代，他们一方面“回避对宏大历史或现实场景的正面书写”，另一方面以个人化视角“着力表现社会历史内部的人性景观，以及个体生命的存在际遇及人生体验”；70后则深刻地体会到了社会急剧变迁“对人的生存观念的强力规约”，所以立足于“小我”和纷繁的现实秩序；80后是独生子女一代，受惠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因而可以没有历史和社会重负地展现“大众化的审美面貌”④。这种对代际的社会学依据的分析，使得洪治纲的研究具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多元的学术视野，也使论著获得了楔入当下的思想背景和清晰的思辨维度。
或许还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在分析各代际的特征时，并不是将它们当作彼此分离的产物，而是认为它们之间是有所联系、有所继承同时也有所扬弃的。比如，就集体记忆而言，洪治纲指出，50后无疑是最典型的，他们的童年生活里“洋溢着革命主义、英雄主义和家国使命的文化伦理”，所以在写作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宏大意愿”；而在60后的集体记忆中，“或多或少地承继了‘50后’作家的文化伦理”，同时又经历了“暴力化现实”，因此在精神向度、生命价值和人道主义伦理等层面呈现出属于这一代人的写作特征；到了70后和80后，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越来越弱化，而“个人记忆”和“主体精神”却越来越昂扬，在审美上也趋向于日常生活和消费文化书写⑤。诸如此类的解释与见识，激活了新的思想边界和学术范畴。 对于代际群体的命名是否会遮盖和淹没“个性个体”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些学者和批评家认为代际的“共性特征”不利于作家个体差异的发掘，进而否认代际差别研究的意义。对此，洪治纲予以了充分引证和分析，一方面肯定这些质疑的声音内在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指出之所以出现分歧，在于是让文学研究始终“立足于代际群体”呢，还是将它“仅仅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如果是后者，争论也许可以迎刃而解。此外，论者还认为，之所以出现否定和质疑，主要来自“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窠臼。他的看法是，“个体的差异性”和“代际群体的差异性”并不是彼此消弭而是可以互为补充、相互映衬的，“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折射了群体性的代际文化因素，也包含了个体特殊的生命气质。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同样也不能拘泥于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⑥。洪治纲如此重视代际问题讨论的条件和对执其一端的流弊进行辨析，并非单纯地进行批判或否定，而是强调在更为宏阔的学术视野下，某些问题还有进一步的学理性和思辨性的探讨余地。
从文学研究谱系来看，《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既是论者在自己多年思考基础上的成果和总结，也有效地打开了学界对代际问题的考察空间，为其正名，使之合法化地成为此后文学研究中的理论依据。
二、批评实践中的代际考察
在2009年的《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中，洪治纲从60后的成长背景、艺术背景、写作特点、写作局限和创作前景等方面进行了清理与整合，以系统的理论进行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这个群体不断迷失又永远探寻的精神历程，展现了他们那种充满了历史逻辑感的内在审美轨迹。”⑦这种以一个代际为研究对象的写作有利于论者发散性思维的展开和论述的深入。
在《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中，由于涉及四个代际，其间提及的作品堪称海量，还有大量芜杂的络作品，为了避免论述过程中所造成的历史边界的模糊化和碎片化，论著在章节设计上体现出了强大的主体意识和清晰的界定，分别以每一个代际为一章，融合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特点，讨论的共同命题是每个代际的审美呈现。从每一章的副标题来看，轻微的变动凸显出了论者的精心安排和独特的思考路径：50后作家群的审美追求、60后作家群的审美特质、70后作家群的审美选择、80后作家群的审美取向。论著以代际为考察轴，对每个代际都以具象的文本分析和批评研究进行辨析归纳，使全书呈现出充沛的说服力、张扬的主体精神和扎实的批评实践风格，充分实现了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文学史家必须是个批评家”⑧的学术前提。
从治学方式来看，洪治纲擅长于将文本细读与问题意识相结合，通过缜密的解读和分析，使所论问题一步步浮现，结论往往是强有力和具有持续性影响力的。《困顿中的挣扎》《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文学》《俗世生活的张扬与理想主义的衰微》《传统文化人格的凭吊与重塑》等均属此类，其中一些命名和命题有效地诊治了文学创作的病症，比如《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就在某种程度上终结了本世纪初部分以占领道德制高点而“绑架”写作伦理的底层写作风潮，《困顿中的挣扎》则不无犀利而极具说服力地理清了贾平凹在现代性/传统性、个人性/社会性等困境中的矛盾冲突状态，有力地揭橥了这位负有盛誉的作家创作停滞不前的深层原因。
《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也充分地体现了这样的研究特点。如果采用一般的文学史写法，很可能会遭遇枝蔓盘生、无法归并的诸多偶然性，或流于史家常论。相较之下，洪治纲的写法更倾向于以张扬的主体意识对作品和创作特征进行辨析，钩沉出被遮蔽的暗角，提炼出阶段性的写作意义及其文学史价值。此处以论著对50后和70后的阐述为例，来看它是怎样在切实的批评实践完成代际考察的。
“‘50后’作家群的审美追求”一章涉及的对象包括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朦胧诗到80年代后半期的先锋小说。可以说，在新时期文学史中，这一代人所创造和“塑形”的文学潮流是前所未有的，具有极大的创新性和裹挟力，他们在短短十年时间里完成了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文学实验和探索。洪治纲显然对这一代人饱含诚挚的敬意，称他们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最为成熟的一代作家”。他指出这一代人的审美追求表现为：
对启蒙主义的维护与彰显；对历史意志的解构与重构；对现实矛盾的聚焦与批判；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反思与探讨；对人性理想的捍卫与张扬；对现代主义的积极引鉴与运用。
这样的立论并非只是概念，也不是大而化之的判断，论者结实的阐释与剖析使思想和观点的传递谨严而绵密。在“启蒙主义的觉醒与变奏”一节中，洪治纲将朦胧诗与知青文学放置在一起进行阐述。在论述方式、涉及的文学潮流和文本以及论述的繁简上，都呈现出其独特性。除了对北岛、梁小斌、江河、王安忆、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著名作家着墨颇多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桑树坪纪事》《隐形伴侣》《绿夜》《大林莽》《泥石流》等作品的关注为其他文学史所少见。其中的见解也令人耳目一新，如他将《桑树坪纪事》作为知青作家主体意识觉醒作品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认为它不再以知青为叙事主体而是一种叙述视角，“全力展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伦理和农民生存的精神形态，折射了作家对贫穷乡村的尖锐思考和民族历史的深刻反思”，对李金斗和彩芳的分析堪称精彩。这种特别的文本拣选与结论，无疑凝结着洪治纲在多年的文学研究中逐渐积淀的深层思索。为了更加清楚地呈现50后作家“对自我成长与历史记记的反思特点”，在这一节末，论著还特意选择了老*的《血色*昏》、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小波的《革命时代的爱情》和王安忆的《启蒙时代》逐一分析，使我们体会到这一代人既深入“历史”场景和高扬“人本主义”、同时又不断进行“自我盘查和自我追问”的可贵的精神价值与人文情怀。
洪治纲始终将50后的家国社会情怀与个体创作行为的有机联合作为论述主线，这一代人如何在“挥之不去的历史规训”和“革命英雄主义理想的深刻影响”中确立自我的个性特征，如何在时代变幻中不断对现实和历史发言，如何处理文学性与*治性、“颇具先锋意味的突围表演”与“挥之不去的历史规训”之间的关系⑨，是论著潜在的同时也具有导向作用的脉络。 对于70后，目前学界普遍的认知是“被遮蔽”“尴尬”“低谷”的一代，“他们没有赶上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金时期，也不想去?商业主义的浑水”，最后成了“文学体制的局外人”和“商业文化的局外人”⑩。洪治纲认同这种说法，并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他们处于历史与商业的中间地带，因此“更多地服膺于创作主体的自我感受与艺术知觉”，“对各种边缘性的平凡生活保持着异常敏捷的艺术感知力”。由此出发，他读出了徐则臣、乔叶、李浩、盛可以、路内、*礼孩等人笔下脆弱卑微的“边缘人”和“小我”的生命内涵，辨认出了其中所凸现的“我们这个物欲时代极为艰难的生存景象”，肯定了这种写作所捕捉的现代社会中鲜活生命形态和速变时代的有效性与审美性。在这一视野的观照下，洪治纲认为魏微的《异乡》《化妆》、*咏梅的《草暖》《负一层》、金仁顺的《爱情诗》、尹丽川的《贱人》等作品在日常琐事和人物关系的营构中蕴含着“精致的审美传达”，田耳的《天体悬浮》、乔叶的《认罪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等长篇小说重构起了“人的生活的完整性”和“身与心、人与物的统一性”，陈家桥、朱山坡、李约热、权聆等人的寓言体、讽喻体、哲学化玄想等则表现出叙事形式上的自觉。他确认了这一代人之于文学史的贡献，那就是他们所建构的“日常生活诗学”。日常生活虽然有着极其顽固的习惯性、重复性和保守性等特征，但也具有“超常的惊人的动力论与瞬间式的无限的创造能量”，它“不断地具有着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变化的潜力”11，对它的关注、书写和诗性提取是70后迥异于前两代作家的显在特征。
与此同时，洪治纲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代人的局限性，对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创作主体的道德律令”和“现实生存的价值评断”的缺席表达了失望之情，认为他们在精神视野、思想力度、结构和叙事能力等方面都“不容乐观”12。的确，在70后的创作中，个人化和非理性的“小生活”和“小叙事”已经相当成熟，但如何将之与“共识性的‘大生活’”相融合、写出“真正完整的人类生活”始终是他们萦绕不去的焦虑。《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看到了这一代人创作的深层次“病因”，联结起了文学叙事与社会、文化等重要命题，使批评实践最终具有了学术性和思想性的双重价值。
倘若要说这部论著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分析方法，可以说是以“评”立“论”，以“评”理“史”，以美学特质的分析梳理和归并代际与文本，这使它有别于一般的文学研究。一些在传统文学史框架中被回避的问题得到了正面阐释，比如络文学，洪治纲将“类型化的络写作群体”与“青春写作群体”“传统写作群体”并列为80后写作的三大群体，通过文本解析推演和归纳出它的“重返志人志怪式的艺术思维”“无限膨胀的话语追求”等艺术特征，并且看到了它的良性作用，即改变了“精英文学创作一统天下的文学格局”13。如此带有社会学和历史客观性的立论，既鲜明地展现了代际的美学特征，也对学界关于代际的琐碎、片面和偏颇的讨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
三、多元格局中的代际研究
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多将每一代际视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或是对具体作品进行审美和文化分析，或是将作家作品与时代和*治背景相联系，这样做的好处是易于评判，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忽略了与其他代际之间的关系，很容易陷入单向度的封闭状态。能够将各代际归拢在某一命题下进行系统论述的并不多见，因为这绝非只是对每个代际进行简单的罗列和展现，而是要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明确有力的逻辑论述去发掘代际与代际差别之于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可以说实现了这样的学术宏图。它的主体部分是对四个代际的审美分析，以历史、社会与文化等维度的交叠为背景，以论题为枢纽联结文本、营构章节，通过对各代际进行文学性的梳理，建构起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历史谱系。洪治纲看重差异、差别：“没有差异性就没有丰富性，也就没有文学的变化和发展，因此强调对文学创作中差异性的多方位研究，对揭示文学内在的诸多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群体之间的代际差别”和“个体之间的差别”都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内驱力”14。能够看到这一点，是论者与其他研究者的不同之处，他深信代际研究之于文学史意义重大，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是勾勒和体现了文学的多元化格局。
这样的信念在全书中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不仅表现为沉静扎实的条分缕析和强劲的历史观，更有着论者自身对于代际差别在这样的文学格局中有何意义的全面思考。文学的多元化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域。陈思和认为，随着“知识分子精英集团的瓦解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90年代文学出现了新的特征，他以“无名”概括之：
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就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我们把这样的状态称作“无名”。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有多种主题并存。15
90年代层出不穷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现象都可以在这一命名下获得合理化解释：个人化、新状态、晚生代、私人写作、身体写作……它们一起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格局，使文学彻底走出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半期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也是洪治纲所肯定的代际在多元化格局中的价值：“正是这四个代际之间的审美差别，共同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每一个代际的写作，都体现了当代文化中特定的‘一元’。”16这样一个在复杂性中寻索生成的结论，给洪治纲带来了强烈的阐释动力。首先，他认为代际差别是有“积极作用”的，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一元”共同构成了“多元”，他们互相补充、共同生长。从50后到80后，个人性和主体性越来越强化，也意味着新一代作家比上一代作家拥有了更多的独立和自由。对“主体性”的重视使洪治纲格外看重每一代际的文化与精神持守，他曾在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进行反思的时候指出，90年代既是一个主体性高扬的年代，也是一个主体性弥散的年代，“高扬”来自经济发展后世俗欲念的彰显，同时也造成了价值的无序与崩溃，这种“被劫持”的主体性状态着实令人感伤17。因此，当他从代际差别进入对每代作家艺术理念的考察时，不无欣喜地发现了“主体意识的抗争与彰显”：“不同代际的作家都能自觉地恪守自己的艺术主张，并对各种既定的历史观念、价值谱系及至审美观念，进行卓有成效的质疑和解构。”18 与许多在代际上有所偏重的批评家不同的是，洪治纲对每个代际都予以了不同角度的美学肯定。当他意识到“主体性”在更为年轻一代的作家那里大面积地激活时，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和社会成因，那就是“亚文化”。“亚文化”与青年写作具有一种天然的、内在的联系，后者的叛逆性、反伦理性或者“不完全成熟”都使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前者的代言人，如郭艳所说，“青春写作的外延可以随着无限丰富的大众文化和青年亚文化向着无边界的未来扩展。”19洪治纲注重“代际差别”对于“亚文化”的良性影响，他以玛格丽特?米德关于“后喻文化”20的理论为依据，以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对前辈的不断“PASS”、20世纪80年代中期残雪、马原、莫言等人的叙事革命以及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等为例，说明一代代的尝试、革新和超越都激发了“青年亚文化”的“内在活力”，使得文学领域的开拓、创新和发展成为可能。这种富含逻辑性和递进性的阐释与结论不是简单的“文学进化论”，而是蕴含着扎实的学术思想。某种程度上，也为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思路与气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洪治纲是一个纯然的“唱盛派”。在看到代际差别的积极作用时，他也对其消极影响有着充分的警惕。他在“引论”中曾说过，代际差别就是代沟，在社会学意义上，它通常会带来难以沟通、不可消弭的矛盾，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代际差别会促生具有破坏性的消极文化的主要原因。对此，洪治纲也注意到了，他指出，这种消极性表现为“不同代际作家群在审美观念上的对抗或冲突”21，比如朦胧诗争论中“三个崛起”的严重后果，这场实质上是“‘权力诗坛’和以新潮先锋的冲击形式出现的一代青年诗歌作者争夺合法性称号和话语权力的斗争”22最后以徐敬亚发表检讨文章结束。更为典型的是1998年10月由韩东、朱文等人发起的“断裂”事件。这一60后的“代际之声”对文化体制、前代作家和文学的精神遗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拒斥与否定，试图以此树立这一代人作为“真正的作家”的历史地位。在洪治纲看来，“断裂”事件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在悄无声息的创作后续状况与此前轰轰烈烈的问卷调查和勃勃雄心之间构成了“绝妙的反讽”，使这一事件仅仅成为60后的“极端情绪的集体宣泄”23。
洪治纲在此对“断裂”事件予以如此详尽的分析，并非只是为了反思那段混杂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他站在代际差别的角度，不无担忧地看到除了积极的代际继承与影响外，还有一些作家因过于执着于“我们这一代”的精英主义和排他主义，已然一步步偏离了文学正常的发展逻辑。类似这样消极的、伤害文学良性循环的代际对抗在“韩白之争”中也明显地体现出来，借助于络平台，这次争论的波及范畴更广，无边际、无下线的辱骂则替代了文学问题讨论。洪治纲认为这种冲突“以片面的、极端的否定性姿态，阻断了不同代际之间沟通的可能性”，既游离了文学问题的理性讨论，也阻碍了文学承传的必要路径，“动摇了文学经典的重要价值，加剧了文学俗世化的倾向。”24这些判断，都体现了一个严谨认真的文学研究者对于代际之间互相阻隔、彼此对抗有可能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的忧虑与反思。可以看出，《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所定义和期待的当代文学格局，包含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于多元化和差异性的宽阔的包容、理解和信念。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洪治纲最后要以一章具有未来性和前瞻性的论述作结，因为在他看来，担负着更广阔意义的代际交流和代际整合不会停滞于消极影响，也不会为局部的阴影所伤，它们将承传民族文化，促进新世纪文学的发展，这才是代际研究最终要抵达的“历史之境”。
将《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和《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放在一起来读，可以清晰地看到洪治纲以代际为学术脉络、由一代作家向文学史整体研究逐步介入和深入的过程。在当代文学研究谱系中，代际这个批评概念具有重要的原生性意义，它使得学界对新时期文学与*治、社会、现代性的关系的认知进入了一个新的价值界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于喧哗浩大的当下文学现状的焦虑，也将以其所蕴含的多重范畴使此后的作家作品的文化诗学意义和历史内涵获得有效的阐释。
【注释】
①洪治纲：《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1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②洪治纲：《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2、11―12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③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周晓虹、周怡译，2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⑤⑥⑨12洪治纲：《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14―16、35―41、18―20、62―137、186―230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⑦曹霞：《探寻60年代作家群的精神轨迹》，载《文艺报》2009年7月26日。
⑧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38页，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⑩张柠：《70后作家，撤退还是前行？》，载《新京报》2012年3月5日。
11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2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13洪治纲：《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232、237―238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4洪治纲：《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29―30、282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5陈思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载《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
洪治纲：《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287、291、303、310―317、317―325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7洪治纲：《主体性的弥散――对90年代文学的一种反思》，载《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2期。
19郭艳：《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羽毛》，3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
20“后喻文化”指的是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文化，与“前喻文化”相反。
22张清华：《“朦胧诗”?“新诗潮”》，载《南方文坛》1999年第3期。
（曹霞，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