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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颜氏家训》看颜之推的家庭教育观
前言
颜之推出生于年，卒于年，字介，是古代的文学家和教育家，生活在南北朝至隋朝期间。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在家庭教育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颜氏家训》是颜之推结合自己小时候的家庭教育经历而著作的，他主张应当重视早教，人在小的时候精神比较专一，有利于学习，长大之后思想容易分散，不利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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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家庭教育思想简介
颜之推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他后来结合自己一生中关于立身处世和为学的经验写出了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家教典范《颜氏家训》。在《颜氏家训》中他提出了几点重要的家教方法。
首先要重视儿童早期的教育。在南北朝混乱的历史阶段，士族阶层虽然垄断了社会上的教育资源，但是由于士族子弟多依靠门第就可以得到官职，所以在大多数的士族家庭中都不是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导致了士族后辈中常常出现一些不学无术而又贪图享乐的人。针对这种现实状况，颜之推直接指出了人的品性高低和教育的关系，“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为了避免自己的后代出现像士族家庭中那样的不学无术之徒，颜之推深刻地反思了自己小时候的教育情况，认为教育对于人的才能和知识的丰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家庭教育应当从胎儿时期就开始进行。颜之推认为胎儿应当在母亲的体内受到良好的环境熏陶，在帝王家庭的胎教中，从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做到“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对于普通家庭的儿童教育应当从“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颜之推之所以要这么重视儿童的教育，就是因为他认为在儿童时期他们的学习效率比较高，“人生小幼，精神专利，而出成之后，思虑散逸”。在《颜氏家训》中他记载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尤不遗忘。二十岁时，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用现代思维的发展规律来看，人的思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而对于儿童来说，其思维方式都在不断的学习和模仿的过程中，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有组织而且广阔的整体。在儿童对于世界的不断感受和意识形成的阶段，进行教育活动更能够达到较高的效率。对于儿童的品德教育上来说，更要从小抓起，颜之推也批评了一些“无教而有爱”的教育方式，认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呵反笑”的教育方式最终将使儿童在长大后形成骄傲无礼等极坏的品德。颜之推同时从民间的谚语“教妇初来，教儿婴孩”，以及孔子的“少年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等论据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
二是反对父母对孩子的溺爱。颜之推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不能仅落在口头训斥上，而没有具体的处罚措施。要想让子女成才，就应当执行严格的家庭教育，即“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同时颜之推还主张父母在面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应当做到公正平等，如果父母对比较聪明的子女采取“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饰，冀其自改”的教育方法，那么就会使他们在长大之后变得狂妄自大，没有求学的精神，这对子女的成长非常不好。
三是要注重教育的目的，使子女成才。对于南北朝比较混乱的历史时期，颜之推对教育的目的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知识可以作为人谋生的手段和方法，“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颜之推经历了不同朝代的更替，这种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促使他从地主的利益出发，认为统治者应当废除空洞无物的玄学，重视儒家的教育思想。他以梁朝不学无术的贵族子弟在国破家亡之后，“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的现实，教育家庭中的后辈要通过勤奋学习而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如朝堂之臣，*事人才，封疆大吏或者顾命大臣等。颜之推的这种观点改变了传统儒家的教育目标，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于儒家教育的冲击，同时也说明了儒家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实际。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自己在学习上的经验，他归纳了自己的学习方法———勤奋和切磋，他同时也告诫自己的后代，任何人都应当在学习上做到勤奋好学。“自古明王圣帝，尤须勤学，况凡庶乎！”对于学习的人来说有聪明和愚钝的区分，愚钝的人通过勤奋学习也可以达到熟练的地步，他列举了古代大量成功人士学习的经历。如苏秦刺股、孙康映雪读书、车胤用萤光照书等，通过这些具体的实例告诫后人要勤奋。在大力提倡勤奋学习的同时，颜之推也非常反对“独学而无友”的坏习惯，认为在学习上应当做到不耻下问，在学习上还应当相互交流和切磋，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快速地掌握到知识避免出现错误。如果不能够做到寻师问友，那么学习的人就容易出现孤陋寡闻的现象，最终造成自以为是等缺陷。颜之推非常主张在学习上推行务实的态度，通过自己的经历他认为：“谈说制文，缓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所谓眼学就是在学习中要有怀疑精神，要对书本上的知识进行查阅，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实践勘察而得到实际的经验。对于当时社会上士大夫之流不热爱读书而又没有社会实践经验，喜欢通过道听途说的方式来获得知识的习惯，颜之推进行批判，认为应当眼见为实，对于听到的知识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不能够以讹传讹。
四是重视家庭教育的环境。宽松温和的家庭环境能够使人产生愉悦、快乐的感受，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人待人比较宽容，而在一些消极环境下长大的人则容易充满怨恨和敌意，不利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对于儿童来说，其可塑性非常强，所以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子女的教育，可以使子女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达到陶冶情操，提高教育效率的效果。在《颜氏家训》中有：“父兄不可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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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家庭教育的影响
颜之推所重视的儿童早期的教育已经受到了现代家庭的重视，现代家庭中一些父母不仅开始重视胎教，而且也非常重视孩子早期的教育。因为这段时期，孩子的可塑性比较大，如果在这个时期进行恰当的教育，就能够对孩子以后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俗语中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进一步指出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现代脑科学的研究已经可以证实，如果母亲保持愉快的心情，常常听一些比较柔和的音乐，观赏一些优美的环境，非常有助于胎儿的身心成长，对于孩子的智力发展也大有裨益。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也认为，儿童时期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对后期人的成长具有深刻的影响，常常影响到人在成年时期的行为，如果能够在儿童时期进行正确的早期教育，可以为子女的以后发展和成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中国现在的现实是一个家庭中往往一个孩子，独生子女的现象比较常见，所以父母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部放到孩子身上，常常造成对孩子的溺爱，对孩子比较放纵。独生子女作为父母的掌上明珠，父母往往呕心沥血为孩子提供美好的生活，让孩子衣食无忧，孩子自己能够承担的事情也往往由父母来代劳。现代父母常常把自己的溺爱作为对子女的爱护，在这种安适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往往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常常不能够承受生活中的挫折，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往往就会轻易放弃。如果父母能够正确认识到自己关爱的度，就能够对子女的成长产生良好的影响，那就是孩子自己能够承担的事情应当由他自己承担，父母可以多鼓励，多提示。父母要根据孩子不同成长阶段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对孩子提出一些适当的要求，但是也不能要求过高，或者操之过急。父母还应当和学校的教育达到一致，例如学校要求孩子要能够掌握自理能力，学会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而在很多家庭中，父母往往越俎代庖，认为只要把学习成绩提高上去就可以了，忽略了对孩子独立精神的培养，孩子长大后独立生活的时候就往往会面对一系列的难题。作为颜之推家庭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父母应当具有一定的威严，在教育的时候要树立父母的威信，而现代教育中往往是慈爱有加，威严不足，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妥协，缺乏一定的严肃性，可以看到颜之推的严慈结合的教育方法对现代的家庭教育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颜之推经历了多次朝代的更迭，每次*治变化都会产生新的贫富问题，从这些现实中他得到了足够的生存经验，把教育和个人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颜之推认为教育和学习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只有依靠自己，父亲和兄弟都不能成为可靠的依靠，所以一旦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就只能依靠自己了。对于当时一些士族子弟来说，一旦发生国破家亡的事情，赖以生存的方式就是有“薄技在身”，而颜之推又进一步指出“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颜之推进一步指出了读书的重要性，认为“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读书对于人的品质和道德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问
真题——辨析题
颜之推提出“德艺周厚”，其中“艺”是指经史百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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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姓名，史書無載。元代延祐三年（），元仁宗追封孟子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不稱姓名。明代成化十八年（），劉濬《孔顏孟三氏志》始謂「孟子之父激公宜，母仉氏，或云李氏」，[1]及後明清兩代普遍使用。孟母是孟子的母親，後世多以為孟母影響孟子甚深，如劉向所編《列女傳》云：「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2]據此，是孟子之學術，其光輝之人格，皆承傳自其母。細究孟子之學術淵源，授受不明，或謂私淑諸人，或謂受自子思之門人，至其家學，罕有所論。楊伯峻說：「關於他的父母，我們知道得很少。」[3]楊說是也。孟母故事，主要見於《韓詩外傳》和劉向所編《列女傳》。本篇之撰，即以此等記述為主線，討論孟母故事與孟子學說之關係，並略述孟母故事出現之因由。
[1]劉濬：《孔顏孟三氏志》（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十八年()張泰刻本影印，年），卷六，頁2a。
[2]王照圓撰、虞思徵點校：《列女傳補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年），卷一，頁34。
[3]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年），導言，頁1。
一、漢代之孟母故事
孟子是戰國中後期人，除了《孟子》以外，其事蹟亦見戰國秦漢其他典籍。如《戰國策?燕策一?燕王噲既立》便載有孟子說齊宣王之辭，《荀子?非十二子》有荀子批評思孟學派之語。孟母則不然，其人雖然早於孟子，但先秦典籍全無孟母之記載。今所見孟母事蹟，最早為西漢韓嬰所編《韓詩外傳》，以及劉向所編《列女傳》，此後孟母事蹟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母親教子之典範。《韓詩外傳》云：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1]
《韓詩外傳》的作者為韓嬰，《史》《漢》具載其事，其人乃文帝時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武帝時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總之，韓嬰編撰《韓詩外傳》之時，不會後於漢武帝。此亦今所首見孟母故事。此言孟母事蹟者二，一為斷機教子，二為買豚明信。二者之中，斷機教子之事後見《列女傳?母儀傳》，文字有詳略之分；買豚明信事則僅見《韓詩外傳》。[2]又，買豚明信一事，似乎本於《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但買豚明信的卻非孟子母親而是曾子，其曰：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妻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3]
此言曾妻上市集，小兒子跟在後面哭泣。曾妻欺騙孩子，說自己會在市集上殺猪回來吃。可是，回來以後，曾妻並沒有這樣做，曾子卻打算捉豬而殺之。曾妻以為不過是和小孩開玩笑，不必在意。曾子反對，以為小孩並不是開玩笑的對象。小孩知識尚淺，父母怎樣他們便會學著怎樣。欺騙了兒子，便是教之學會騙人。母親欺騙兒子，以後兒子便不相信母親了，此實非合適的教育的方法。於是，曾子遂殺豬而烹之以明信。兩者不同之處，乃在曾子是殺豬而食，孟母則是買東家豚肉而食之。惟情節之相類，或可為孟母故事之淵源張本。
及至成帝之時，劉向《列女傳》所載孟母故事更為豐富。劉向乃楚元王之後，高似孫《子略》譽之為「炯炯丹心，在漢社稷」。[4]元帝時任宗正，其奏章中多以天災附會時*，欲元帝「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5]後因反對宦官弘恭、石顯亂*而下獄，免為庶民。成帝時，拜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任光祿大夫，校閱經傳諸子詩賦等書籍，撰成《別錄》。據本傳所載，劉向著述包括《列女傳》《新序》《說苑》，以及數十上疏，皆志在「言得失，陳法戒」。[6]今考《列女傳》共有七篇，分七大主題，分別是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等。其中母儀所載，自是帝王賢人之母，有益於後嗣，功勞極大，孟母即在其中。《列女傳?母儀傳》載錄十五人，包括有虞二妃（娥皇、女英）、棄母姜嫄、契母簡狄、啟母塗山、湯妃有?、周室三母、衛姑定姜、齊女傅母、魯季敬姜、楚子發母、鄒孟軻母、魯之母師、魏芒慈母、齊田稷母。鄭先彬云：「《列女傳》中記述三十位母親的事跡，其中《母儀傳》十五位，《仁智傳》七位，《節義傳》六位，《辯通傳》二位。在她們中，有仁明賢德的國母，有通達知禮的卿相之母，有好善慕義的民間母親，還有守節執事的保母及乳母。劉向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了這些母親形象，一些母親的嘉言懿行，千載之下，猶令人感奮不已。」[7]「《列女傳》中還刻劃了一些通達知禮、善於教化的慈母形象。她們在兒子出生後，有意識地培養兒子的高尚品德，教給他們合乎社會要求的禮節，使他們成為德才兼備、有益於社會的人。」[8]「《鄒孟軻母》中的孟軻之母，堪稱是中國歷史上最典型的母親。」[9]鄭氏所言可參。
《列女傳?母儀傳》載有〈鄒孟軻母〉，其中述及孟母四事，每事之後或引《詩》，以明孟母之德。今具載其文如下：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
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為竊盜，則為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飰，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
頌曰：孟子之母，教化列分。處子擇藝，使從大倫。子學不進，斷機示焉。子遂成德，為當世冠。[10]
以上所錄孟母之事蓋有四焉，一為孟母三遷，二為斷機教子，三為善為姑母，四為深知婦道。
細言之，首為孟子三遷之事，人盡皆知。孟家始居墳墓之旁，孟子只愛做些築埋之事，孟母因而遷居。及至居於市場之旁，孟子常在學習商人叫賣，孟母再遷居。終至學宮之旁而居之，孟子在遊玩擺弄俎豆祭器，學習禮儀。孟母於是以為此乃適合兒子居住之地，日後孟子長大，習六藝，成一代大儒，便是因為孟母善用濡染之法教導兒子。次則為斷機教子之事。孟子放學回家，孟母正在紡織，並問及孟子之學習情況。孟子唯唯否否，孟母遂剪斷織機上的線，以明中途而廢之理。孟子知之，於是日夜勤奮學習，後拜於子思門下，[11]終成一代大儒。三為孟母善為姑母之事。孟子見其妻在卧室穿著不整，因而離去，其妻遂向孟母辭別。孟子妻子以為孟子見其衣衫不整便勃然大怒，等同視之為客人。作為客人，實不可久居別人家中，因而求去。孟母於是教訓孟子，明確告訴夫婦相處之禮儀。孟子知錯，立刻留住其妻。四為孟母深知婦人之道。孟子在齊為官之時，面露憂色。孟母見之，遂問其故。孟子以為君子出仕，當不求封賞，不貪圖富貴。齊王不能重用孟子，孟子欲離齊，惜乎孟母年紀已大，故孟子陷於兩難之局。孟母以為婦人早已知道應該如何應付，女性年少時聽命於父母，出嫁後聽從夫君，夫死後自當聽命兒子。當時孟子已是成人，而孟父已死，自當聽於兒子。孟母鼓勵孟子，指出孟子當做應做的事，而自己則行當行之禮。在四件事之中，孟母形象鮮明突出，謂之「中國歷史上最典型的母親」，固其宜也。
有關《列女傳》之資料來源，《漢書?劉向傳》云：「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衞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12]準此而論，《列女傳》所載故事當有所依據，來自《詩》與《書》。今考孟母事蹟，有見載《韓詩外傳》者，實《漢書》所謂採於《詩》也。然而，《列女傳》所載孟母四事，僅斷機教子亦見《韓詩外傳》，其他三事則不然。據《〈古列女傳〉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所載，孟母事蹟亦僅重見於《韓詩外傳》，[13]並無其他文獻來源之明證。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三六譚貞默《孟子編年略》條下云：「孟母三遷、斷織諸事，不見《史記》。《韓詩外傳》所載在《史記》前。劉向《列女傳》所載尤詳。」[14]指出孟母二事《史記》不載，《韓詩外傳》年代比起《史記》稍早，孟母事蹟以《列女傳》所載最為詳細。岡村繁云：
根據前面所引《漢書?劉向傳》的一段文字，劉向在編撰《列女傳》時，其傳記資料中采入了《詩》《書》經文中的相關記載，但是這裡所講的《詩》《書》無疑並非指《詩經》《書經》。因為在《詩經》《書經》中全然未見《列女傳》中那樣詳細的傳記敘述，並且《列女傳》所載傳記包括大量《詩經》《書經》出現以後的春秋戰國時代的故事，甚至可以並不過份地說，這類內容占全書的大部。正如荒城孝臣所曾指出的那樣，很可能劉向所依據的《詩經》是從其父祖輩作為家學承傳下來的魯詩學派的傳統解說者。[15]
岡村氏所推論大抵有理可信。《列女傳》不可能每篇皆直接來自《詩經》與《尚書》，畢竟二書與《列女傳》性質截然不同，《列女傳》多引《詩》證事，《詩》不過是每篇故事的佐證。誠然，《列女傳》意在透過身女子之事以戒天子，用意與《詩》作諷諫有異曲同工之妙。鄭先彬指出《列女傳》的資料來源，約有三端：一為史傳中的史料，二為源於經傳和諸子，三為源自劉向校書過程中累積的異文和傳說。[16]在經傳和諸子一項之中，鄭氏以為「《列女傳》中的很多材料來自於儒家的經傳，主要是《詩經》和《尚書》，在《母儀傳》的十四篇中，有九篇來自於經傳」，「特別是《韓詩外傳》，劉向幾乎把其中的所有材料都徵集到自己的三部書中去了。當然，劉向在吸收這些料料的時候，都不是原文照搬，而是根據自己的需要作了選擇，並進行了加工處理」。[17]鄭氏所言，可商而未可盡信。以孟母故事為例，其可信者，乃是其中有來自《韓詩外傳》之處；其可商者，在《韓詩外傳》兩則孟母故事之中，《列女傳》只取其一（斷機教子）且不能排比對讀，當另有所本，並不同源；復據其他典籍補述三則，即全篇「鄒孟軻母」不足四分之一採自《韓詩外傳》。
至於二書內容相合之一段，前賢如陳士珂已加指出，惜未有排比對讀，尚有未備之處。今排比並見二書引文如下，以見《列女傳》所載孟母故事與《韓詩外傳》實有所不同。細意對讀二書，可見除了個別字詞，如「方績」「刀裂其織」等可以比對以外，其他字句俱不能排比對讀。而且，在《韓詩外傳》中，孟子因為忘記學習內容，斷斷續續，致使孟母割斷織布以為警誡。及至《列女傳》中，孟子在外學習後回家，孟母問其進度，而孟子唯唯否否，只言沒有二樣。孟母以為孟子如此態度並不認真，因此割斷織布以為警誡。二事有相同之處，但在文句、內容之詳略上，大有不同。此等情況，劉殿爵稱之為「不同源重文」。劉殿爵云：「古書重文互見是極普遍的現象。重見文字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同源的重文，一類是不同源的重文。兩者明顯不同，不容易混淆。同源重文之間有個別互相不同的異文，甚或有詳略之別，但必定可以一字一字相對排比起來。不同源的文字則不然，即使內容無甚差別，文字卻無法一字一字排比起來。」[18]準此，即《列女傳》故事有所謂源自《韓詩外傳》者，實不必然，劉向必有《韓詩外傳》以外之根據。古代典籍屢有災厄，《韓詩外傳》《列女傳》所載孟母故事必非孟母故事之首創，然就今傳世文獻而論，則又不見更早之源頭，必待他日地不愛寶、典籍重現，而漢代孟母故事之所本當可探蹟索隱。
[1]許維遹：《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年），卷九，頁。
[2]陳士珂《韓詩外傳疏證》載有《韓詩外傳》之互見文獻，其中卷九此段有關孟母之文，亦僅載錄《列女傳》斷機教子之文，明先秦兩漢傳世文獻之中，僅有此文與《外傳》之文互見。（陳士珂：《韓詩外傳疏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文淵樓叢書本影印，年），卷九，頁1a-2a。）
[3]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卷十一，頁。
[4]高似孫：《子略》（北平：樸社，年），卷四，頁94。
[5]《漢書》，卷三六，頁。
[6]《漢書》，卷三六，頁-。案：《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類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班固自注云：「《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卷三十，頁。）《漢書．楚元王傳》：「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卷三六，頁。）顧實云：「〈疾讒〉〈擿要〉〈救危〉〈世頌〉，蓋皆《世說》中篇目，即《世說》也。」（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顧氏以為該四篇即《世說》，惟此文皆佚，顧氏所言僅屬推測之辭而已。
[7]鄭先彬：《劉向〈列女傳頌圖〉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年），頁-。
[8]《劉向〈列女傳頌圖〉研究》，頁。
[9]《劉向〈列女傳頌圖〉研究》，頁。
[10]《列女傳補注》，卷一，頁33-35。
[11]有關孟子的師承，有子思，以及子思門人二說。《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軻，鄒人也。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司馬貞《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史記》，卷七四，頁。）指出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此條《列女傳》云：「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列女傳補注》，卷一，頁34。）趙岐《孟子題辭》：「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述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孟子注疏》，載《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孟子注疏題辭解，頁5-6。）指出孟子受業於子思。從伯魚的卒年下推六十二年當是前年，子思的卒年無論如何也不會晚於此年。而此時孟子尚未出生，大抵無直接受業於子思之事。
[12]《漢書》，卷三六，頁-。
[13]詳參何志華、朱國藩、樊善標(編著)：《〈古列女傳〉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年），頁28-31。
[14]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據四部備要本影印，年），卷二三六，頁。
[15]岡村繁(著)、陸曉光(譯)：《漢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學》，載王元化(主編)：《岡村繁全集》第叁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3。
[16]《劉向〈列女傳頌圖〉研究》，頁31-32。
[17]《劉向〈列女傳頌圖〉研究》，頁32。
[18]劉殿爵：〈秦諱初探〉，《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9卷（年），頁。
二、孟子學說與孟母故事
孟母故事不見於戰國、秦、漢初，而今首見於漢武帝或以後。前無所承，何以突然出現？劉潔云：「『孟母教子』的最早記錄在西漢，此時距孟子生活的年代已有二三百年，從先秦典籍裡找不到任何佐證，因此這些故事可能有也可能無，不必把它們全部據為信史。」[1]孟子事蹟出現在先，孟母故事見於其後。其實，比合《韓詩外傳》與《列女傳》，有關孟母事蹟共計五事，皆與儒家孟子學說息息相關。
首為《韓詩外傳》載孟母買豚明信之事。儒家強調待人以誠信，五倫便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5.4節錄），「信」是朋友之間強調的核心價值。〈離婁上〉7.12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節錄）指出誠信是自然的規律，追求誠是做人的規律。極端誠心而不能使別人感動的，是天下所無之事；不誠心則不能感動別人。人應該追求誠信，要做到誠信待人，此亦立身處世之關鍵。更有甚者，〈離婁下〉8.11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這裡指出有德者說話不必句句守信，行為不一定要貫徹始終，但要與義同在，做事要合乎義，依義而行。孟子因見鄰人殺豬，不明所以，遂問母親殺豬何為。孟母大抵以為鄰人殺豬，事不關己，便亂說一通謂欲給孟子吃。說話一出，孟母便已後悔。因懷孕之時，一直嚴守胎教，便是希望孟子可以成為言而有信之人。如今，孟子已長，自己卻欺騙孟子，實是於理有虧。於是，孟母遂赴鄰人住處，買下所殺之豬而烹食之，以明不欺孟子。
重視誠信，本是儒家之所重。然而，儒家之五常嘗經歷發展，孔子之時，較為重視仁、義、禮；孟子之時，強調四端，仁、義、禮、智並重；至西漢武帝時，董仲舒擴充為仁、義、禮、智、信之「五常」。《禮記?中庸》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2]可見孔子以為仁以愛人為核心，義以尊賢為核心，禮即對仁和義的具體規定。孟子在仁義禮之外加入「智」，構成四端，《孟子?告子上》11.6「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節錄）孟子重性善，以為人皆有四端，此乃性善之先在條件，求則得之，捨則失之。後世視孔子為儒家之創始人，及至孟子，孔、孟儒家已不盡相同。及至漢代，董仲舒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時儒家又結合陰陽五行，以經學思想為主導，與先秦儒家有同有異。在孟子的仁、義、禮、智以外，董生又加入「信」，在〈賢良對策〉裡，指出「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3]以此五者為恒常長久之法則。準此，雖然《孟子》書中有重信之文，然「仁義禮智信」五者在漢代既為「五常」，而《韓詩外傳》之編撰年代又與董生相若，則《韓詩外傳》謂孟母教子以信之舉，亦屬漢人之所增飾。
其次是孟母三遷之事。劉潔云：「必須承認，此事有美化附會聖母形象的因素。但筆者認為，『孟母三遷』的意義主要還在於它所反映的思想，而非事之有無和發生在何人身上。」[4]指出「孟母三遷」一事有美化孟母的成分，其言有理；此外，「孟母三遷」之事所重在於其所映的思想，即環境教育論的重要性，劉說是也。孟母重視對孟子的教導，三遷其居，從墳墓旁、市場旁，直到遷至學宮旁，孟家才安定下來。顯而易見，習染影響人性甚巨。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17.2）因周遭環境習染不同，以致及後相距懸遠。孟子的相關理論，更是將習染的作用討論甚悉。孟子說：「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11.7節錄）豐收之年，人多懶惰；災荒之年，人多強暴；此非其人之本性有異，實亦周遭環境使其心性變異。《孟子》書裡還有一個學習方言的故事，亦說明習染的重要性。《孟子?滕文公下》云：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
曰：「使齊人傅之。」
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6.6）[5]
戴不勝是宋國臣子。孟子以學習齊國語言為例，問戴不勝如欲習齊語，應當找齊人講授，還是楚人講授呢？答案自然是以齊人講授。孟子續云，如以齊人講授，卻使楚人在旁擾之，縱使每天逼其說齊語，亦不可能做到。反之，如使其於齊都臨淄鬧市生活幾年，縱使每天逼其說楚語，亦是不可能的。宋國君主居於宮中，如果身邊盡是好人，則何以宋君會不善呢？因此，君之不善，實因所處環境有不善之人在其中。習染之下，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全仗四周環境之好與壞。由是觀之，孟母三遷之事蹟，重視後天習染，與孟子之環境教育論可謂同出一轍。在上引富歲、凶歲之討論裡，孟子續云：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告子上〉11.7節錄）
孟子以為同一類的事物，皆大抵相同，人性亦如是。人性本善，不善者乃是後天習染所致。孟母三遷的故事，實在如此的理論框架下建立起來。
孟母三遷之事，始出《列女傳》，此前無任何相關論述。東漢王充《論衡?率性》嘗言「孟母之徙宅」，[6]用了孟母三遷之典故。在二十四史之中，《晉書》《魏書》《北史》《宋史》等，皆有援引孟母事蹟為說之例。元人關漢卿《狀元堂陳母教子》第三折《中呂粉蝶兒》有「人都說孟母三移」之句。[7]不單在史籍、文學作品裡出現孟母三遷，童蒙讀物《三字經》將孟母三遷收錄其中，更是此事流傳極廣之明證。《三字經》中有「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8]此書傳為宋人王應麟編撰，清人王相、章太炎[9]皆持此見。此中二句已包括孟母三遷，以及斷機教子二事，可見孟母事蹟對後世之影響。
第三，乃孟母斷機教子之事。此事並見《韓詩外傳》與《列女傳》，二書所載同為一事，然文字未能逐字逐句排比對讀，蓋為不同源之重文。在此事中，孟母教導身子做事要專心致志，心無旁鶩，否則一事無成。考諸《孟子》，亦屬孟子學說。《孟子?告子上》云：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11.9）
孟子指出弈棋雖為小事，如有二人同向棋藝高超之弈秋學習，一人專心致志，只聽弈秋指示；另一人不能集中，常常以為有鴻鵠即將飛來，要援引而射之。結果，二人雖同隨弈秋學藝，卻有高下之分。因此，專心致志實乃做事成功的關鍵。孟母斷機教子之事，同樣是漢前所無，大抵亦後人因孟子專心致志之論，而依託由孟母之所教也。
第四，乃孟母善為姑母之事。此事見載《列女傳》。此中涉及禮與權的問題，皆孟子所曾討論。堅守原則固然是儒家之所重，然而在適當時候，取捨無可避免。至於孟子討論權衡輕重而作取捨之例，莫過於其與淳于髡討論男女授受不親一事：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7.17）
男女之間不親手遞接東西，大抵是當時禮制。淳于髡知道孟子是守禮之人，所以提出假設性之問題。淳于髡問孟子，如果嫂嫂遇溺，會否伸手援救。孟子以為嫂溺而不救援，那是豺狼的行為。男女授受不親沒錯是禮制，可是嫂溺而以手援之，那是權衡變通的做法。此可見孟子為人處事靈活，能夠因應實際情況而行權。又，《孟子?告子下》載有孟子與屋廬子就禮與食孰為重之討論論：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
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12.1）
禮與食，何者為重，孟子弟子屋廬子不懂如何回答，因而請教孟子。如果符合禮節以尋食，即會餓死；不按禮節而食之，則可得生，人應如何取捨？如果按禮迎親便得不到妻子，不按禮行之則可得妻子，那還應該行親迎禮嗎？孟子以為取禮節之末與事之所重相比較，並不合理；得食而生存，娶妻而生子，皆較禮節之末為重。此亦孟子行事靈活之明證。
回到《列女傳》載孟母善為姑母之事上，當時孟子因為妻子衣衫不整便勃然大怒，意欲休之。孟母得知，遂教訓孟子何謂真正之禮，孟子心悅誠服，立刻留住其妻。顯而易見，此事亦與孟子行權一脈相承，實乃後世據孟子主張而附會之故事。又，王應麟《困學紀聞》云：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曲禮》闕二句。《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本於《曲禮》。[10]
王氏以為《列女傳》所言有援引《禮記?曲禮》之處，可參。《禮記?曲禮》之成篇年代，世無定論。王鍔云：「《禮記?曲禮》成篇於春秋末期戰國前期是比較符合實際的，整理編集者可能是曾子或其弟子。」[11]大抵孟母故事有與《禮記?曲禮》相合之文，亦屬故事作者取諸經典而已。孟母處世靈活，不拘守於禮，為人通情達理，其實亦是本於孟子思想而構建。
最後，是孟母深明婦人之道之事。此中所牽涉之事，實為孟子去齊之事。孟子一生周遊列國，嘗至鄒、魯、滕、宋、魏、齊等國，見鄒穆公、魯平公、滕文公、宋君偃、梁惠王、齊宣王等諸侯。其中孟子在齊、梁所待時間較長，在齊時任卿，惟在伐燕一事之上，孟子與齊宣王意見相異，最終只能出走離齊，不事不賢之君。《孟子》書中有關孟子離齊之事，多有提及。考孟子離齊之時，孟母不一定在世，《孟子?梁惠王下》記云：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公曰：「將見孟子。」
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2.16）
所謂「後喪踰前喪」者，如上文所言，乃是孟母喪禮在規格上超越孟父喪禮。顯而易見，孟母在孟子見魯平公時已經去世。據楊伯峻所考，孟子在齊威王之時第一次到齊國，後因宋君偃欲行仁*，故孟子赴宋。然後，孟子回到鄒國，與鄒穆公對話。至魯平公即位後，孟子曾到魯國。後滕文公即位，孟子赴滕。因其國小，孟子離滕至魏，見梁惠王，至惠王死而襄王即位，孟子離魏。此時，齊威王已死，宣王繼位，孟子赴齊。如上文所言，因齊人伐燕之事，孟子不同意齊宣王的做法，終至離齊。[12]由是觀之，孟母之喪在前，孟子去齊在後，《列女傳》所言「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13]處處為母親擔心，實不可能。誠然，孟子嘗於齊威王與齊宣王在位時兩次到齊，兩次離齊，如其為第一次離齊之時，孟母或許尚在人世。然而，觀乎《列女傳》謂「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14]孟子首次離齊乃因宋君偃欲行仁*，故孟子離齊赴宋，並非諫君不聽而非走不可。《孟子?公孫丑下》有四則文字（4.11-4.14）詳記孟子離齊之事，乃在齊人伐燕之後，即齊宣王在位時事。因此，《列女傳》所記顯為附會孟子離齊之事所致，孟母實不可能於彼時仍與孟子對話。
準上所論，孟母事蹟實皆後世學者據孟子學說而依託，孟母固然真有其人，孟母縱然對孟子影響深遠，但現存事蹟皆頗有漏洞，未必真出孟母。反之，稽查《孟子》書，則孟母事蹟皆可尋得根源，其實皆本諸孟子學說。
[1]劉潔：《〈列女傳〉史源學考察：兼論〈列女傳〉所反映先秦至秦漢婦女觀念的變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頁。
[2]《禮記正義》，載《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卷五二，頁。
[3]《漢書》，卷五六，頁。
[4]《〈列女傳〉史源學考察：兼論〈列女傳〉所反映先秦至秦漢婦女觀念的變遷》，頁。
[5]本文所據《孟子》原文及章節編號，悉本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年版），不另出注。
[6]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年），卷二〈率性〉，頁82。
[7]關漢卿(著)藍立萱(校注)：《彙校詳注關漢卿集》（北京：中華書局，年），頁。
[8]王應麟：《三字經》（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年），頁16-17。
[9]王相云：「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經》以課家塾。」（王相：〈三字經訓詁序〉，載《三字經》，頁14。）又章太炎云：「《三字經》者，世傳王伯厚所作。」（章太炎：〈重訂三字經序〉，載《三字經》，頁。）可見王氏、章氏皆以《三字經》為王應麟編撰。
[10]王應麟(著)翁元圻等(注)：《困學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卷五，頁。
[11]王鍔：《禮記成書考》（北京：中華書局，年），頁。
[12]參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年），前言，頁2-3。
[13]《列女傳補注》，頁34-35。
[14]《列女傳補注》，頁34。
三、結語
本文討論孟母故事漢代之記載，以及其與孟子學說之關係，總而言之，可概括如下：
第一，《韓詩外傳》和《列女傳》乃今所見最早之孟母故事，此前無可考。此中二書俱載斷機教子之事，唯《韓詩外傳》所載較為簡約，而《列女傳》所載頗為詳審，二者實為不同源重文。至於《列女傳》所載共有四事，撇除斷機教子一事與《韓詩外傳》有所相似以外，餘下三事俱最早見於《列女傳》。總之，後世有關孟母事蹟共有五事，出現之時代俱在西漢中葉或以後。
第二，孟母故事所反映之思想實源於《孟子》之學。孟母三遷、斷機教子、善為姑母，善為婦人、買東家豚不欺孟子之事，其實皆可於《孟子》書中尋得理論之端倪。較之《韓詩外傳》、《列女傳》所載，孟母事蹟顯為後人依據孟子學說推衍而成，孟母非必真有相關事蹟。
原載《孔孟月刊》第58卷第期，年6月。
北京语言大学
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
朝闻道，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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